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約有1.2億人口存在著永久性聽力損失，其中大約只有3%的聽障者佩戴了助聽器，這一數字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助聽器佩戴率（20%）。
美國MarkeTrak VII于2005年開展的調查發現，美國助聽器主要使用老年人為55－64歲之間的男性，其家庭年收入超過6萬美元，一般有全職工作，住在人口超過200萬人的大城市里。年齡越大的老年人使用助聽器的比例越高。其中，85歲以上使用助聽器的老年人占比接近60.6%，18歲以下使用助聽器的人群占比僅為12.5%。我國老年人使用助聽器市場尚無非常明確的統計數據。在2003年開展的北京抽樣調查研究發現，在839名60歲以上的老年性聽力損失患者中，只有8人佩戴助聽器，僅占1.1%。于2005年調查發現，997位老年聽障患者中只有73名（占被調查人數的8%）使用助聽器。顯然，我國老年人助聽器使用率極低。聽力障礙人數眾多，國家還設立了愛耳日，每年也投入資金去宣傳教育。但宣傳止于從業人士，終端用戶往往無法直接受用，可適當增加健康知識電視講座。除了新生兒耳聾、突發性耳聾，聽力損傷或聽力下降都是漸進的、緩慢的，往往是其他疾病或生理變化的并發癥，不被人們注意或不是以第一主訴進行醫療、康復。多數醫生在工作中也只關注耳部疾病，其實應該另外在五官科疾病治療指南中強調聽力康復和助聽器的科學使用。另外，在中國部分人認為“人老耳背”屬于正常，忽略了聽力問題對生理、心理的影響。2：價格昂貴依然是限制助聽器大規模推廣的主要因素。作為二類醫療器械，助聽器的技術壁壘和入行門檻都比較高且服務屬性較重，這就導致了經營成本居高不下。在此基礎上，很多品牌的配套服務不完善，如關鍵的驗配服務不到位或缺失，再加上網點覆蓋不全，專業助聽驗配師人才存在很大缺口，直接導致用戶體驗差，需求無法得到根本滿足。國外對影響助聽器滿意率的因素做過一個調查，調查發現在諸多因素里面其實只有20%的因素是由助聽器本身的技術水平和特點引起的，如同業內常講的降噪算法，反饋抑制，方向性技術等等。而其他65%的原因是由助聽器的不合理驗配造成的。還有15%的因素屬于以現有技術、方法均難于解決的。解決之道是，助聽器服務機構自己建立完善的培訓體系，特別是在產品方面，必須將各廠助聽器性能、特色做綜合比較，把各廠、各種型號助聽器的優勢理解清楚，明確客戶聽力解決方案的關鍵點、難點。另外，助聽器選配、調試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需要驗配、檢測、對比，是一個聽力干預下再診斷、再調整的過程，選擇助聽器很重要、調試助聽器更重要；而且隨著聽力的變化，這一調整在不斷完善。助聽器一定要“跟蹤服務”，助聽器日常保養、維修是可以在任意合格的機構進行，但調試必須是跟蹤進行。怕戴了助聽器后會被人發現，擔心別人知道自己耳朵不好，會被歧視。現在的助聽器的外觀也有很大的改變，小巧又美觀。
人眼出現屈光問題時，通過視光學檢查、選擇佩戴眼鏡，其視力馬上好轉，原因在于這種病變簡單、機械，只是角膜、眼軸距的物理性變化；如果少數合并玻璃體混濁、視網膜的病變，眼鏡的作用大打折扣。而聽力問題多數復雜得多，病變部位可能在中耳、內耳、神經、大腦；可能是傳導性耳聾、感音神經性耳聾、混合性耳聾，特別是感音神經性耳聾位置、機理更復雜，助聽器作為聽力干預的手段是有效的，但效果不及配戴眼鏡明顯、直觀。助聽器選配后，佩戴助聽器往往有較長的適應期，須通過時間、訓練逐步適應。這是很多老人家拒絕選配助聽器的重要理由，“我還能聽，不要戴”。這個跟我們說的普通話語系有很大關系。普通話是一種聲調語言，當出現輕度聽力損失時，對于中國人而言，是不存在很大的溝通障礙，加上國人講話聲都比較大一些，很多輕度聽損的患者一開始都不覺得自己聽力有下降，慢慢就會拖到中度、重度聽力下降時才去醫院就診。而普遍很多的想法是，只要還能聽到聲音，我就不想戴助聽器，等我聽不到了再說。 目前，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對改善老年助聽器音質、驗配流程等起到關鍵作用。但報告也表示，人工智能技術在老年助聽器上的應用還處在技術適應和改造階段，其標準化需要進一步通過更具體的方法、體系和流程實現。比如，如何評估人工智能技術在老年助聽器降噪中的功能、降噪程度和在某些場景下使用的效果等。
